在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利益格局、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多元的政治参与群体。但是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尚未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从而使得社会各领域的参与功能未能得到疏导和释放，存在影响政治稳定的潜在可能。因此，不仅需要对现行政治参与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也应当对社会参与制度进行规范，以适应当前政治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一、社会变革与阶层分化

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以阶级划分政治参与主体的方式已经不能涵括当前的参与状况，甚至也不能简单地以阶层概念取代阶级、通过划分阶层来判断参政状况。

近几年我国一些社会学者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判别标准对中国的社会阶层做了划分，对于我们了解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状况非常有益。吴波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一书中，以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标准，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划分为工人阶级、资产者和社会中间阶层。 在李培林等社会学者撰写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一书中，依据权力地位、财富地位、社会地位将中国社会分为六个阶层。也有学者认为新社会阶层主要是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也就是在国有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等之外的“体制外”的各类经济精英、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等。 李春玲在《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一书中，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十大阶层。这是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划分。过去的阶级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变化之后，分化出了上述新的社会阶层，除了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还保留了部分阶级的形态外，其他新社会阶层都已很难归入具体的某个阶级。

社会阶层不会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还会出现新的阶层，而某些旧的阶层也可能逐渐消失。新阶层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坚持以社会调查的方法描述和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是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可以为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研究提供必要的事实基础。

二、新社会阶层与新参与主体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预示着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随着一些新阶层人数的增加，有的阶层中社会威望、财富总量也在增加；有的阶层由于人数的增加，致使人群流动数量急剧增加，对社会政治形势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我国的社团组织还很薄弱，这些新社会阶层还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团体，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小，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呈分散状态。虽然发生过一些“群体性事件”，但是尚未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社会组织在逐渐发展，集体行动将成为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者的理性选择。因此，全社会都有必要正视这种社会变化，并且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新的社会阶层也是随着利益的公开表达而出现。面对着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法制环境，面对一些大的利益集团的强势，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乃至侵害的时候，利益的诉求者便大量出现。他们或者是单独行动，或者是小集体的行动；或者是按照法律的规范行动，或者超越法律规范行动；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也有的纯粹是为了他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这些利益诉求者的部分行动具有明显的参政意图，是我们现有政治体系之中出现的新的参与者和参与形式。

根据近些年我国新社会阶层参政活动与形式的观察，可以归纳出以下8类值得关注的新主体:

（一）城市社区业主。以拥有自有房产为主体的人员，以维权为活动目的，参与影响范围主要是有关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方式和社区自治。有的城市因为拆迁引发了业主的非理性维权，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城市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在维权活动中出现的，有的是以参与政治为目的出现的，有的是参与社会活动中转到政治参与上来的。他们的个人财产状况不一，有的是全部以自己所有财产为参政支出，有的需要社会募捐，有的是他人的私人捐助。

（三）城乡环保、慈善、社会救助等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志愿者的目的比较纯粹，参与的是公益性活动，影响范围也限于国家和地方环保政策。团体数量越来越多，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多，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政府部门对他们的活动比较关注。

（四）非理性网民（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包括政治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前者以爱国为宗旨，以抗击外国的政治霸权、军事威胁和经济侵略为主要内容；后者以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恢复传统文化的学习、恢复儒家德治传统为主要内容。民粹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中比较激进的人员，盲目排外、反外，非理性的参与。

（五）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问题便是进城务工人员数量的大量增加，给城市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为他们处于分散状态和弱势地位，自身权益常常受到侵害。他们在城市中遭遇的问题主要有临时身份、欠薪、低薪、没有医疗保障、子女就学难等，他们的参政机会很少。